半年前曾读过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。1832年的起义，在作者笔下是悲壮和苍凉的：一小群梦想为法国人民谋得光明未来的青年们，举枪擎剑，在血光和硝烟中为这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奋斗，直到最后一刻从容赴死。从那时起，“真理”“革命”“自由”这些字眼使我深深地着迷，我热切崇拜着书中那伟大的革命英雄们，草率地以为一切的革命都是伟大且正确的。

但《双城记》却使我一贯热诚而坚固的“革命理念”深深动摇。那是一场截然不同的，也是法国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革命：1792年法国大革命。革命群众不再是一群为创造一个人民的乌托邦的青年们，更多的是衣衫褴褛的最底层的民众。他们没有面包，忍饥挨饿，遭受凌辱压迫，满腔愤懑。在平常的时日，他们的苦痛是麻木的，苍白的，他们是一群温驯的绵羊；而一旦愤怒积攒到一定时日，便如野火燎原般在他们的胸腔内翻滚、爆发，绵羊须臾化作雄狮，张牙舞爪，反攻曾经不可一世的恶狼。

但这烈火是绝不会因得到面包摆脱压迫而熄灭的，我惊异地看到那被诸多作家和诗人热切歌颂过的广大民众，仇恨和报复的渴望占据充塞了他们的心，像沸腾的火山岩液一般，炙热得足可使任何一个人急速卷入其中，转瞬即化为乌有。他们尖叫着，呐喊着，狞笑着，将刀剑对准昔日压迫他们的贵族，以鲜血和死亡泄心头之愤，即使与此有丝缕牵连的无辜之人，也难以逃脱这复仇的漩涡。

《双城记》中的大革命，充斥着流血、杀戮和报复。革命人民丧失了理智和人性，他们杀人并以此为乐事常事，并为之冠以正当的理由：为这个“自由、博爱、平等，要不毋宁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”（引自《双城记》）除掉任何一个不利于它的人。失控的革命演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，革命人民在疯狂报复，盲目屠杀他们所憎恨的压迫群众的贵族的同时，也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阶级，成为自己所憎恨的暴虐残酷的代表。换句话说，迫害的现象并没有改变，只是迫害者与被迫害者调换了位置罢了。

书中的德发日太太，便是这样一个“伟大”的革命者。她俨然是一位复仇女神，幼年全家被贵族迫害致死的她以革命为名义，报复迫害无辜的贵族后代，来发泄心中的宿怨。正如罗兰夫人所言：“自由啊，多少罪恶是假你的名义干出来的！”

如此惨暴的恶行，难道可以称之为革命吗？难道凡革命都要经过如此一番鲜血与复仇的洗濯，才能走进一个没有杀戮，没有鲜血，没有压迫的世界吗？

如梁实秋所言，痛苦的仇恨应该用人道及仁爱解决。原宥敌人，放弃复仇，这才是一场伟大革命抑或战争中应具有的姿态。

二战中纳粹攻占苏联，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。苏联红军大反攻，纳粹连连败退。苏军乘胜追击，杀进柏林，兵燹全城，剿灭纳粹。但胜利的苏联红军对纳粹于本国所犯恶行耿耿于怀，报复性地在柏林全城烧杀抢掠，殃及无辜的德国民众。这样的行为，和纳粹又有何不同？苏联红军一时的意气之举，却使这场正义的反击战有了不光彩的一面，使自己在道义上沦落于纳粹的档次。

同是遭受贵族迫害的马奈特医生被冤入狱十八年之久，但面对贵族之后查尔斯，他选择了宽恕与忘却，甚至竭力挽救因受德发日太太迫害而深陷囹圄的查尔斯。再如《悲惨世界》中的老苦役犯冉阿让，在街头对垒中面对手无寸铁仍几欲害死他的警察沙威，却放下枪，亲自为其松绑。以恩报恩，人之常情；如有可能，以德报怨，才是高贵的道德。

回到《双城记》，再谈到法国的大革命，革命者的仇恨报复，杀戮暴行，缔结了一个自由的专制王朝，但也使这场影响力巨大的革命增添一个受人诟病的理由。原宥或是报复，皆在一时之念。选择以宽恕，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才得以更充分体现，若一味地给予报复与仇恨，自身也成为压迫者，与所报复之人又有何不同？

记得在某杂志上看过一句话；最高贵的复仇是选择原谅。报复或是原宥，一念之间，善恶却大有不同矣。